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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如何突破现代戏创作的难点
以甬剧《宁波大哥》的创作为例
信息来源: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 作者:郭国强 发布日期:2012-12-14 浏览次数: 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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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戏曲舞台上,现代戏“三分天下有其一”,在艺术百花园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自然与我们党和政府多年来的提倡和重视密切相关,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欢迎密不可分。弘扬时代精神、影响社会风气是我们文艺作品对社会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功能之一。现代戏能够最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并通过艺术手段使生活更浓缩、更典型、更具有普遍意义。它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观众的角度来讲,看现代戏与看传统戏、新编历史剧有着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看古装剧,观众大多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以欣赏娱乐为主;而看现代戏,则很容易把感情融入其中。尤其是当舞台上展现当下人们所熟悉的生活和事件时,现代戏较之传统戏和历史剧,更容易与观众产生共鸣,为观众接受。这也是现代戏多年来久演不衰的重要原因。

  和全国一样,浙江省有着现代戏创作的优良传统。历史上也曾涌现出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优秀剧目,如甬剧《两兄弟》、越剧《金凤》、姚剧《传孙楼》等。但是,勿庸讳言,由于地方剧种的风格局限,现代戏创作也一直是我们浙江省的短板。越剧是浙江的主流剧种,但却不太适合演绎现实题材的剧目。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多年来,我省主要靠婺剧、绍剧、甬剧、姚剧等在承担现代戏创作这一重任。

  与传统戏和历史剧相比,现代戏的创作难点很多。这其中,尤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现代戏创作为甚。作品宣传性强、时效性短、流传不下去、艺术生命力不强等成了这些作品的通病,而突破这些难题也就成了创作成败的关键点。宁波甬剧历来有创作现实题材的传统,多年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摸索和探讨。下面,我就以创排甬剧《宁波大哥》为例,谈几点心得体会,供大家参考。

  第一、怎样塑造出丰满、立体而可信的典型人物。真人真事题材中的人物,本身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是搬上舞台往往犯概念化的毛病。原因在于,通常为了还原故事原貌而忽视对人物的刻画。《宁波大哥》在几稿的修改过程中,我们觉得要把这类有现实原型的“道德楷模”形象性格鲜明地塑造出来,就要敢于刻画人物的内心矛盾和纠结,甚至是挣扎。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人物,在戏剧创作中首先得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不回避他的弱点和缺点,不把他当成道德完人。正如著名编剧姚金成所说的“人物的起点要低”,“只有起点低,才能使人信服其真实存在;只有起点低,才能为未来的升华留出充分的表现空间”,从而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比如戏中写王永强的感恩,开始他一直强调“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挣了大钱了再来报恩”,把对大哥的报答看成是一种“偿债”。而这种物质上的回报和一对一的回报,还只是一种狭隘的报恩观念。经过寻恩历程后,“大哥”坟前的自省,让他的思想境界升华了,最终把感恩大哥转化成了感恩社会、回馈社会,把对个人的回报转化为对社会、对人类的回报,呈现出一种大爱的精神。由此,我们所要塑造的道德楷模形象在“起点低、有升华”的展现中树立起来,是真实可信的戏剧人物。

  第二、怎样让戏剧呈现既真实又艺术。现代戏展现观众熟悉的生活,一方面容易为观众接受,另一方面又容易为观众所不满。古装戏设置戏剧矛盾可以不合乎常理,例如《梁祝》当中表现“三年同窗,不识女红妆”的情节设置,观众可以接受;但在现代戏中表现就显得太假、不可信;然而没有戏剧冲突,平铺直叙地讲述一个寻常的生活故事,毫无艺术性可言,观众同样不会感到满足。也就是说,现代戏创作既忌讳太艺术而不真实,也忌讳太真实而不艺术。因此,在创作的过程中需恰当地去把握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转换和融合,在符合人物性格逻辑和生活真实逻辑的基础上大胆虚构。戏在第四场虚构了一个“误会”,让兄弟二人在有可能重逢的机会下擦肩而过,成为人物命运关键点上的转折,也为全剧的悲剧效果暗下伏笔。同时,经过几次修改,“误会” 造成的原因也不断地更趋向合理化、真实化,把原先由小秘书自作聪明造成改成是王永强在特定环境下情绪化反映的结果。这既是人物性格使然,也是事件情势发展的必然,从而增强了戏剧性。此后,又运用巧合法,虚构了几个“李宁波”前来相认的情节,不仅符合“不知恩人真姓名”的情节发展逻辑,也给戏融进了喜剧因素。合理的虚构,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戏不再拘泥于原型故事,有冲突、有矛盾,但又不虚假、不做作。

  第三、怎样达到表面不“说教”而实际“说教”的效果。中国戏曲自萌芽至成熟经历了娱神到娱人的过程,始终以“给人愉悦”为最基本的功能。同时,戏曲演出作为一种中小型的集会,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教化”的社会功能。因此,戏曲应该主动地挑起重任,热情地去讴歌先进人物和道德模范,弘扬时代精神,以此来适应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但是对于观众接受而言,这种精神和风尚的引领,又不能一味流于说教,而应该是“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太直露,只会让观众感到反感。恩格斯就曾说过:“倾向应该从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虽然《宁波大哥》在戏中弘扬的是社会核心价值观,但我们没有端着架子去教育人,而是通过对两位“宁波大哥”之间感人至深的情感描写,通过对 “真”、 “善”、“美”的体现,去感染观众、感动观众,以此让观众自己体味其中的意蕴。该剧在重庆演出时,记者采访了一位重庆观众,问道:“这个戏哪里感动了您?”老人只说了一句话:“这个戏让人知道帮助别人比帮助自己更重要”。朴实而简单的话语,道出了老人对戏中传达的“大爱无私”精神的领悟。

  第四、怎样在特殊性中寻找普遍性。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作品,往往因为是宣传需要的制作而更加时效性短,艺术生命力不强,这就需要在创作过程中提炼普世的情感和主题。《宁波大哥》整个故事用情感勾连、以情动人。全剧中渗透着李信良与宁波的故乡情、与辛巧灵的夫妻情、与王永强的兄弟情以及王永强对大哥的感恩之情、歉疚之情。而全剧也正是在所有这些情感相互交织、相互扭结的过程中,展现了“知恩图报”的主题。当然,这个戏虽然看似是一个现代版“知恩图报”的故事,但它又确实和过去那些知恩图报的故事有很大不同。在当前道德失范的大背景之下,《宁波大哥》可以说是对时代缺失的追寻,更或者说是对社会道德的呼唤,带有着强烈的时代感。戏通过对王永强这个人物心路历程的描写,来完成一种对感恩、对大爱的弘扬。王永强的感恩,从狭隘的“感恩大哥”转变为无私的“感恩社会”,不再是肤浅、公式化地宣扬某种时代精神,而是关照人本身,从人的精神层面和人性层面进行了深度开掘,把“崇高”还原到人的最本真,让人们觉得很亲近、很家常,没有“高大全”式的距离感。这种描写普世情感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以及开掘人性而升华了的内涵,削弱了戏的宣传性,加强了艺术感,突破了“真人真事”题材剧目创作仅仅只能成为“报告文学剧”的模式,不仅如此,还赢得了观众的普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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